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关注《束星北档案》
台东镇
《束星北档案》的文本
http://book.sina.com.cn/nzt/cha/1106641478_fileofshuxingbei/index.shtml
这是一个旧贴了，当时发的目的是给一个收不到邮件的朋友看的。现在觉得可以扩大意义。我以为，对昨天，对今天，对这里的好些朋友，放大“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发现真相，应该是都没有过时的话题。在这方面，不善表达的刘海军是当下本地一个正实践着的样本。关注《束星北档案》，不仅仅是关注一个历史事实，也是反省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
丁东：知识界重新认识束星北
社会原因第一，自身原因第二
新京报：你认为束星北身上最可贵的是什么？他的个案的典型意义在哪里？
丁东：束星北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的命运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中国百年来科学和教育的多方面思考。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智慧的民族。然而，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奖已经颁发了100多年了，中国内地科学界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最近，邹承鲁院士在答《科学与民主》杂志记者时谈道：“有人说，一个大国建国20年就应该出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国家成立50年了都没有出，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50年中有25年是不算的，运动不断，没有搞什么科研。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到”文革“结束，少说也有25年，不能算。后25年沿着计划管理的路子走下去，科学上也没有自由探索。领导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干我说的，我不说的就不能做’。这束缚了大家的自由探索。转变思想，科学才能发展。第二个原因是缺少在科学工作上进行积累。“邹院士的话虽然说得比较委婉，还是指出了症结所在。通过束星北的遭遇，也能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历史反思。
新京报：引用一个束星北自己后来也感到困惑的问题，他的才华不在竺可桢、王淦昌之下，为什么科学成就却相差那么远？除了社会形势的因素，他的个性是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丁东：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觉得，个性原因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原因更重要。竺可桢和王淦昌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处境相对好一些。
当时中科院党组书记是张劲夫，在反右运动时，他冒险向毛泽东建言，保了一批科学家。同样的归国科学家，在高等院校就是右派，在中科院就被保下来。王淦昌后来参加两弹研究，政治上更安全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地方上有时更左。当时有一些知识分子，即使个性不强，也有可能挨整。竺可桢的儿子在地方工作，就被划成右派。
新京报：束星北将科学标准、学术标准混同于为人处世的标准，这种做法是否可取？他与华岗的争论是不是很不明智？
丁东：如果从个人安全的角度考虑，你提出的问题很现实。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束星北的争论精神就显得难能可贵。
他确实是科学界的陈寅恪
新京报：《束星北档案》的作者认为，束星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楷模的意义大于他的科学成就，这种看法正确吗？有人称之为“科学界的陈寅恪”，你如何看待这种称呼？
丁东：谢泳提出束星北是科学界的陈寅恪。我认为他们二人一文一理，专业不同，但有若干共同之处。
首先，作为学者和教育家，他们在专业上都是第一流的人物。陈寅恪学术上的成就自不必多说。束星北早在1928年到1930年，在爱丁堡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的时候，就进入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的前沿。后应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的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而束星北，就是那里最杰出的教授，启蒙了吴健雄、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后来这样回忆：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他的另一个学生，中国原子弹与核武器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院士说，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天才、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
第二，他们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50年代，他还有发言权机会的时候，提出过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教育和科学方面，束星北不赞成全盘苏化。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维护宪法的尊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二者皆可抛。”
第三，他们的晚年都遭遇磨难，在磨难中都没有放弃学者的追求。束星北的命运比陈寅恪更为坎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只有很短的时间能让他正常地从事科学研究。
其余时间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挨整。在三反运动中，他为苏步青打抱不平，成了浙江大学的罪魁；在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不赞成全盘苏化，又受到批判；在肃反运动中，他被打成山东大学“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判处管制三年，到月子口水库监督劳动。但他只要进入科学领域，马上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比如，他在50年代中期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改行攻气象学，不过一年多时间，其成果就引起了中国气象学界的轰动。他在青岛医学院戴罪劳动期间，已经谈不上科学研究，还是让进口的脑电图机起死回生。他的一生，虽然没有机会充分展示才华，但已有的成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外圆内方
新京报：回首束星北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类似他这样的人才很多，比如他就职的浙江大学就是这样。而他主要的学术成就也是那时取得的。这是否说明教育制度对于人才的成长和培养也很重要？要避免束星北的悲剧重演，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丁东：产生第一流的科学人才，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杰出的科学人才，往往是有个性的。束星北就是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人。其实他的所做所为，不过是力图守住物理学专业的底线。这在当时也是触犯时忌的。束星北的老朋友王淦昌，和他是同一量级的物理学家，后来从事与国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也许能归之为他个性平和。其实王淦昌也不是没有看法。他不但同情束星北，在他们的共同的学生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农村以后，长期每月资助他35元生活费，可见他内心对这些政治运动并不赞成。作为知识分子，可以学习王淦昌成功的经验，尽量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外圆内方。但国家和大学等科学教育机构一方，则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做到外圆内方。包容知识分子性格的多样性，保障思想言论的自由空间，让科学工作者过有尊严的生活，是繁荣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正直坦荡，敢说真话的人格都没有存活的余地，科学天才就在劫难逃了。
--------------------------------------
众论束星北
束星北很有气节
受访人：束星北的学生，不愿透露姓名
我是1943年-1947年在浙江大学受教的，在那里我听到了束星北讲课。他在理论物理专业的造诣很深，而且动手能力也非常强，亲手造过雷达。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长文，介绍他的经历。
束星北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人，他为人正直，敢于坚持真理，热爱科学，坚持按科学办事。如果他发现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事情，他一定要指出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才华就已经得到了充分认可。以他扎实的物理学功底和过人的天赋，如果有一个适合做学术研究的环境和氛围，那么他的成就绝不会只有现在看到的那么多。严格说，他在解放前的学术成就也不见得有多么大。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并带出了一批学生。我国为什么没有人得诺贝尔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科学家都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研究的环境，失去了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1972年，李政道回国的时候，周恩来希望他介绍海外有才智的人来中国讲学，李政道马上就说，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才，而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自己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他能够在劳动改造中撑下来，活到80年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让他有求生勇气的或许是他对自己才华的自信，总相信自己能有所作为———不然，以他那样的个性，早就自杀了。
现在像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很少了———我认为，他是一个通才，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比如他后来改行研究气象学、海洋学，所做的工作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像他那样具有气节和科学精神人，现在已经少之又少。束星北5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法律的文章，在山东大学演讲时被掌声打断了二十多次，有些问题到现在仍有现实意义。
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受访人：束美新，束星北女儿
我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宽松。我1966年高中毕业，1977年考上大学的时候已经30岁了。我后来与我父亲都在海洋研究所工作，父亲曾对我说，你已经耽搁了最好的时间，就别做科学研究，把我照顾好就行。我当时还不服气，后来一想他是对的，他在英国、美国求学，拿两个硕士的时候才二十多岁，当教授的时候也才27岁。
父亲说那句话的意思是让我把他照顾好，他好把脑袋里面的东西留给后人。他复出的最后五年全部献给了科学事业，从没有提出平反的要求，他确实在抢时间而顾不上这些。我们做子女的不愿让他教学生，想让他写写书就算了，但他不同意，一心要带出一批学生来。由于肺心病，他讲一会儿课就要用喷雾器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一直坚持下来了。我无法评价父亲的科学成就，但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他容不得半点模棱两可。80年代初有一阵流行伪科学，父亲就很怀疑这个，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后面有别的原因。当时，他给许多人写信，还说胳膊窝里能看字怎么有眼睛看得清楚！
我大哥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正教授，但是他也认为与父亲是两到三个数量级的差距。我们老说得不到诺贝尔奖，首先要从国家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不让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事件重演。
这是一个悲剧
受访人：雷颐历史学者
在今年初的图书订货会上，在成千上万种图书中，作家出版社的展位上摆出了《束星北档案》这本样书，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当然了解不多，于是拿起来翻一翻。没想到此书披露了相当详细的档案材料，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珍贵的。于是在与记者的见面会上推荐了此书。
这本书确实非常好，以档案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说话，最有力量。我们经历过的许多细节，令后人难以想象。如对组织上认为有问题的人如何监控、当时如何组织“大批判”、甚至什么样的人可以到北京办事，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到北京办事……都有详细的记录。另外，一些当时“整”束星北的人回忆时也并不回避一些尖锐的问题。确实，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可以说，这本书通过一个人的档案，记述的是社会档案。
我认为，束星北身上最可贵的是他极有个性，嫉恶如仇，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是我们所缺乏的，特别值得提倡的。这是一个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但更是社会、时代的悲剧。
束星北解放前后都在大学任教，而遭遇却相差巨大。当年浙大能有那样大的成就，主要是竺可桢实行的治校方法。从《束星北档案》也可看出，在五六十年代束星北命运多难时，竺可桢仍冒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帮助束星北。其实，世界一流大学主要不是钱堆出来的……
--------------------------
作者刘海军访谈
来源：新京报 日期：2005-4-18
刘海军 生于1955年，年少热情奔放，及长，趋内敛，寡和。喜翻故纸堆，喜与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之先贤游。常辟自家阁楼为“世外桃园”。好人所好，好人所弃。苦苦甘甘。二十年前供职青岛一家报社，至今。1988年始知束星北其人，1993年开始接触束星北档案，此后积十余年之功，终能为一代才子作传。
这是束星北的挚友苏步青先生为束星北写的挽诗，用来概括束星北的后半生倒是准确不过：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这个文本是对报告文学的突破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束星北的？写这本书的动机何在？
刘海军：1988年。那一年我到束星北所在的国家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采访时，听到了这个名字。我意识到自己遇到一个全然不同的人，一个我生命辞典里从未有过的词汇。几年之后，我对他有些了解之后，更为强烈地意识到，束星北人格与命运的不凡，他是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的“个例”，他的苦难历程，如一柄尖厉的钻头扎进时代、社会和我们灵魂的根部。这对于我们重新打开早已被我们淡化遗忘的历史大书，重新思考认识一个时代和我们自己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由于“非主流”和“声名”等等关系，这样的“珍稀品种”正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束星北像是一艘已沉入海底且锈迹斑斑的船，而我要做的便是沉入海底，抢救发掘。
新京报：以“档案”来为一本书命名，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海军：这自然要说到文本。最初，我试着走过多条路，都没走通，较大的一次失败是写了三十多万字了，却发现“文本”还是不对，又废掉了。这显然有个积累和认识的问题，积累到了，认识深入了，“文本”就出来了。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实证”的文本。《束星北档案》的精神就客观真实地向他本人和那个时代逼近。写作过程中，一切材料都是围绕着这个精神进行的。与其说，这个文本是我对传统报告文学（或时下仍在畅行的报告文学）的“突围”，不如说是束星北和时代对我的规定和限制。“自由”正是从规定和限制中得到的。
新京报：这本书的内在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引用的原始档案和文献，一部分是你对束星北家人和其他知情者的采访，还有一部分是你的分析。你是如何把握这三者并使之融合的？你认为自己的分析是否精当，是否有蛇足之嫌？因为一般而言，只陈述而不加分析、评判被认为是更客观的方式。
刘海军：这显然是人和时代的命运所决定的。如果说《束星北档案》是一部命运交响乐，原始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和作者语言，就是乐曲的和弦，在大调小调和声的叠置中，回旋往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印证”相互照应，从而使结构得以稳定平衡结实。至于自己的分析是否精当，我不好说，读者自有尺度，我想说的是，我的分析只是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的“桥梁”。一般情况下，只用于内容衔接、文字的过渡或“旁证”。
当然也可能会有主观的“强调”。不过在文本确立之后，我一直在做努力。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不带有个人的情感或主观色彩，而我所致力的是，不让自己失控，不让自己发出声来更不要说叫喊了。我常常不得不停下来，拉开一段距离，冷一冷之后，再回去。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在事后不断地清理自己的“声音”。
束星北并没有为个性所牵
新京报：根据《档案》一书的描述，束星北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从个人的品质方面来说，个性太强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足，比如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来山东大学演讲的教授进行清算，就使人很难堪。即使是纠正错误，也有更好的方式。你如何看待这种个性？
刘海军：其实，一部《档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与命运的记录，至少书中可以看到，束星北的每一步“沉沦坠落”都有其个性的原因，甚至直到今天，他仍在九泉之下品尝着自己个性的果子。《档案》出版后，社会诸多的反应，仍是个性与命运这个题目，有人将他的命运归为“做人”的失败，有人认为他的命运主要是因其“性格缺陷”造成的，也有人从病理学进行分析，将他界定为：病态人格。我最初对他的“病态人格”或“复杂多面的个性”也犯过愁，可是“实证”的文本确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只要忠实地跟随主人足迹后面就行了，不文过、不饰非。一部《档案》本来就是瑕瑜互见的。怎么看“哈姆雷特”是读者的事。
不过要是换个场景或时间来看这一点的话，束星北的个性又当另说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同一个个性极其张扬的束星北，却被广大师生当英雄和“天才”一样爱着敬着。四十年代贵州湄潭的一个破庙里，束星北王淦昌两位物理大师在师生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课上，一个在上面讲，一个就在下面“拆台”，耐不住了，就跳上讲台，摸起粉笔给对方打叉。争得凶起来的时候，讨论便成了争吵、叫喊，以致恨不能将对方揪起来。可是这样的彼此“清算”丝毫未影响两人的关系，反倒是两个人在相互“清算”中，学术日见深邃，友情也日见深邃。
那个时候，不仅师生可以互换位置，教授和校领导也没有界限，如果你看不惯哪个领导尽可当面说就是了。有一次校长教务会上，一个教授认为竺可桢的用人不当，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们的校长只会看天，不会看人。而竺可桢对此只是颔首一笑。
显然束星北的个性行为“事出有因”。不过，那个时候，束星北并没有为个性所牵。我想，这个方面还有值得我们思索的东西。
常有一些人问我《档案》的现实意义，言外之意是这个故事太旧了，早就是翻过去的一页了。这事我还没细想过，不过我还是从他的个性精神来解读现实意义的。我觉得正是缘于个性，束星北才成为一座仍然站立着的山，它永远地横在一个时代面前，并丈量着新的时代的理性、胸襟和认识真理接受真理的高度。
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世界观
新京报：他把学术标准等同于生活标准的做法或许也是他造就自身命运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与华岗的争论看来是哲学与科学之争，而实际上在那样的大气候下，发生争论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所争论问题的本身。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刘海军：“院系改造”之后，束星北与华岗的哲学与科学之争，在知识分子中，是很有代表性的。特别是老的知识分子，对过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大课，都有看法，不过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三缄其口，以求自保。束星北难道不知道直接冲撞违抗华岗校长或时代潮流的后果吗？显然不是。束星北的“基因”、所受教育和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早期经历中，科学救国，科学强国是一个情节，他曾背着这个使命“周游列国”。以后即使钻进科学里，这个结儿仍盘横在心中。如抗战时期，他依然暂时放弃正在研究的世界前沿学术课题，到国民党军令部研制雷达、小型收发报机等军工武器，仍是这个结儿在起作用。在他的血管里恰恰又流淌着与他人所不同的英雄豪侠的血液，这就注定了他不明智的行为：明知前面是个巨石，他也要用血肉之躯撞出个窟窿来。因而，我觉得在束星北生命的词典里，明智这个词汇是与常人不同的。
新京报：我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束星北身上有着一般知识分子很少见的反抗意识，比如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拒不认错。
刘海军：这还要归到他的个性与理性上。作为个性前面已经陈述了。这里着重说说理性。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是学术上的巨人，社会生活中的侏儒。也有人把他看成英雄豪杰。在他们眼里，束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充满侠性的汉子或斗士什么的。也有人便由着自己的兴情，按着这个路数来描绘他。我记得束星北的学生，也是中国著名海洋物理学家看到这样的描写后很气愤，他说：他是科学家、教育学家，是个有理性的人而不是什么大侠。这话是在十几年前说的，现在我越来越清楚感到这话的分量。所以我认为，他的“反抗意识”应该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如“知识分子思想”，他坚决不写有损人格、有辱尊严的“自传”。这仅是一种“反抗意识”吗？在以后愈演愈烈的运动中，“自传”成为一个人“定性”“专政”的“罪证”时，再回头看看束星北的“反抗意识”是不是一种理性。再举个例子：1955年的“肃反运动”时候，束星北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军令部研制雷达、小型收发报机的历史被重新翻出来，作为他历史反革命的证据，并顺藤摸瓜，在山东大学发现了一个以束星北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高压之下，有些人“屈打成招”，其罪名几乎背负了一生。其实，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无非是为谈学论道而与束星北走得较近的人。束星北以理相争，决不屈服，甚至做出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的决定，结果怎么样呢。“小阳春”的到来，束星北“平反昭雪”，重新赢得人们甚至一些专政者的尊重，而“屈打成招”到处乱咬的人，只能心绪复杂地看这条汉子重新站立起来。想一想，当初，如果他像别人一样放弃反抗，放弃真理，向谬误低头，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例子很多，几乎贯穿着束星北的一生。
束星北更接近现代知识分子
新京报：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束星北属于那种值得大书特书的知识分子，有学者认为，他是科学界的陈寅恪，但他与陈寅恪很不一样，比如他的抗争性更强，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刘海军：这种比喻有一定道理，从学识上，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上，确有可比之处，可是从两人根上来捋，我们会发现，两个人不同点还是很多的。陈是传统的儒学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国学大师，在他身上，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要多些，而束星北是个科学家。我们可以说，是束星北的个性造就了他的命运，亦可以说，是他骨子里的科学品质和科学家精神造就了他的命运。科学的品质便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同谬误邪恶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精神贯穿了他的生命。即使在高压之下，在被扭曲之后，这种精神仍没有死掉，而是以它特有的方式活着，有时它会以很荒唐的方式出现，如他在月子口和青岛医学院劳动改造时，在丧失了所有的政治权利之后，他的“技术改造”，他的那些写给组织的交心与检讨书中，也无不流露着这种“根性”的东西。
比较起来，束星北更接近现代（或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这样的不同将直接造成两人不同的“生命形态”，命运曲线自然也有差别。与一代知识分子相比，束不光是“问”、“说”，还是个行动者，最初的运动中，每每有他的身影横在那里，他是个敢于舍生取义的“作为者”，陈的痛苦多在内心。我不是比孰重孰轻，只是说，从“标本”意义上，两个是有很大差异的，束与时代的冲撞要直接而深邃。苦难历程几乎贯穿他整个生命，从而成为罕见的“个例”。
------------
你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 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2161058